4月10日，村民正围着一夜之间被挖出大坑的菜地。菜地里原本种满茴香和葡萄

 

　　4月7日，丰台区羊坊村3户村民的菜地里，一夜之间被施工挖出了几个大坑。开进村民菜地的是北京“度夏工程”的挖掘机。而要被征用，还将有该村10多户村民的菜地。

　　村民说，在挖掘机开进菜地前，他们不知道有此事。北京供电公司输电公司有关人士则表示，村民的动员已交由村委会负责。但村民指出，村委会根本就没说过这事。因缺少统一的标准，补偿方式也引起诸多争议。

　　像北京城边的许多乡村一样，羊坊村的许多土地被征用。

　　但土地征用的标准是怎样？土地被征后，农民无地可种，他们的权益该如何确保？此外，确保农民权益的政策如何保证持续性？

　　作为当事的三方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　　

　　种满茴香和葡萄的菜地,半夜里开进了挖掘机

　　4月10日中午，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孙淑香在自家菜地里吃了家人送来的午饭,她已经连续3天，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这块菜地，连钢丝床和被褥也搬进了菜地。

　　3天前，孙淑香看见了自家菜地里一夜间多了四个大坑。正在菜地施工的人员告诉她，这块菜地已被征为苑房线的高压走廊。

　　苑房线是北京“度夏工程”供电网络改造的一个分线，从南苑至房山共36公里，将从丰台区的几个乡和村穿过。

　　在菜地外面的路边，有一个简易的帐篷与孙淑香的钢丝床遥遥相对，住在帐篷里的有4个小伙子，他们是负责苑房线高压走廊施工的源兴电力安装公司的几名员工。

　　4月7日早上，工程在村民阻挠下暂停，公司将大部分员工撤走，留下了这4个小伙子，负责日夜看守菜地里的所有施工材料。

　　记者在4月10日中午赶到这块菜地时，4名小伙子正在吃饭，吃的是公司派人送来的快餐盒饭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同孙淑香相处得不错，一名叫辛红军的小伙子说：“我们四人都没参与过施工，公司派我们过来就是看材料，别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管。”

　　停止施工后，很多人进进出出，这块菜地已几乎被踩平。大棚外围的铁架被拆掉的部分堆在田埂上，四个方形大坑分布在菜地中央。

　　经记者现场测量，每个大坑深约2.6米，边长2.2米。有3个坑已经支好基座，混凝土浇筑了一半。

　　据孙淑香讲，这块菜地共有2.3亩，暖棚里种的是茴香和葡萄。

　　孙淑香说，尤其让她难受的是，在挖掘机开进种满茴香和葡萄的菜地前，没人告诉过她有菜地被征用一事。

　　因与羊坊村村民发生冲突，北京“度夏工程”暂时停止施工

　　村民刘某是当晚的目击者。

　　4月7日凌晨3时，刘某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狗吠声吵醒。刘某说这两天天气转暖，正是大棚菜生长的黄金时期，怕出意外，他晚上都睡在菜地边临时搭建的小窝棚里。被吵醒的刘某本想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可几排耀眼的车灯和挖掘机的轰鸣声让他缩回了脚步。透过墙缝，他看见几十名保安快速将他家旁边的菜地围了起来，菜地上的大棚和大棚上的铁架在几秒钟被拆除，挖掘机紧跟着开进菜地，开始施工。

　　这一夜，刘某再也没睡着。相隔3天后，刘某再次向记者讲述当时的情景时说：“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看见过这种阵势。”

　　而挖掘机开进菜地的主人，就是孙淑香。当天早晨5时半，孙淑香突然看到被挖出大坑的菜地。她说，自己当时连死的念头都有了。

　　与孙淑香同样，一夜之间菜地里被挖出几个大坑的还有村民樊普丽和王国营家。“度夏工程”还将涉及该村10多户村民。

　　后因村民阻挠，施工方决定暂时停止“度夏工程”施工。

　　“度夏工程”是北京的重点工程，涉及羊坊村的有四条线路

　　负责整个“度夏工程”的是北京供电公司输电公司。4月12日，该公司戴宝生副经理用“无奈”二字向记者形容自己的心情。

　　戴宝生说，度夏工程是北京的一项重点工程。它的部署起于美国加州大停电之后。

　　那次加州大停电，让北京上上下下第一次全面审视北京的供电系统。北京市供电局对全市所有的供电网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，发现北京的供电网络比加州还要脆弱得多，例如北京市逾60%的用电依靠外省输入，虽然这几年来北京的输电网络一直在改善，但速度远远赶不上发展需要。

　　据了解，上世纪80年代时，通州有次因为大风，电线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，差点酿成一场大火。

　　据戴宝生讲，今年年初开始动工的“度夏工程”共11项内容，主要是对老化、负荷量不够的电网进行改造生级。苑房线是这11项内容中的一项，涉及到羊坊村的共有4条线路，17座高压塔座。

　　为了保证进入暑期后不再出现用电紧缺，北京市供电局要求“度夏工程”必须于6月30日前完工。

　　戴宝生说，截至目前，大部分基础工程已经完成。

　　“因羊坊村民的阻止，工程不得不暂时停止。”戴宝生说。

　　300万补偿款，施工前已交给羊坊村村委会

　　一项本是惠及群众的重点工程，为什么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，村民、村政府、输电公司三方都觉得很受委屈。

　　4月10日，这几户村民再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时，一再强调自己的“不知情”。

　　村民樊普丽甚至搬出中央文件，“国土资源部都下文，说征用土地要双方协议，为什么这么大的工程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们？为什么要在夜间偷偷施工？”

　　对于施工的操作方式，戴宝生不讳言没有告知村民。但他表示，此项工程在施工前与乡政府、村政府都有过长时间的协商，根据协商，村民的动员工作是交由村委会负责的。

　　戴宝生说，度夏工程前期的协商工作中，他们尝试过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涉及到哪户的土地，直接与该户农民商谈补偿条件。另一种方式是与村委会谈，直接将补偿款交给村委会，再由村委会负责分配给农户。

　　羊坊村就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。

　　“商定的300万的补偿款，在施工之前就已经给了羊坊村村委会。”戴宝生的这句话记者随后在羊坊村党总支书记刘亚红处得到了证实。

　　但作为羊坊村村党总支书记和羊坊村联合公司的总经理，刘亚红称，在工程施工之前，村委会几名干部曾前去农户家中协商征地和赔偿之事，但因为双方标准不统一而没有达成最后意见。

　　可4月14日的村民大会上，村民当场反驳刘亚红，说从未有任何村委会人员向自己通报此事。

　　戴宝生证实，由于工期一天天逼近，经花乡政府同意，村委会同意输电公司先行施工。

　　对于选择夜间施工，同时雇用大量保安的方式，戴宝生坦言是无奈之举，“工期是定好的，不能因此耽误了整个北京的暑期供电。”

　　“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标准，补偿金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为因素”

　　从4月7日到4月14日，三方的矛盾逐渐集中到补偿款这一个方面。

　　到底应该付多少补偿款？每户村民到底应拿到多少的补偿金？三方当事人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法律依据。

　　“国家征用和征占农民土地应予以补偿，这一点已被写入宪法，可到底怎么补偿，补多少，我们在具体操作中找不到任何的参照标准。”

　　戴宝生形容商定补偿款的过程为“自由市场的砍价还价”。“提要求的一方和答复的一方都有自己的成本预算，哪一方都有道理”，戴宝生说。

　　“最初羊坊村委会要价是960万，后来我们还到300万，这个数目也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算。”戴宝生说。

　　据戴宝生讲，现在这种工程中能依据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很多年前市建委出台过一个标准：依据地方物产3年的平均产值，赔付17至18年。在预算羊坊村的赔偿费用时，他们将所需挖的每个坑的四周再放宽一米，来计算所需赔偿的面积。

　　羊坊村村委会参照的标准显然不是这个。

　　羊坊村村委会认为，羊坊处在四环和五环之间，如果没有这些高压线的占地，他们的土地可以一亩地200万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。

　　而具体到每家农户，具体的参照又不一样。

　　“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标准，补偿金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为因素。”戴宝生说。

　　4月14日，羊坊村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，刘亚红在会上表示，凡施工涉及到的农户，每亩补助3.7万元。剩余资金注入集体账户。当问及村民们何时可以领到这笔钱，刘亚红没有回答。

　　村民则表示，去年修五环时征用标准比这高许多，每亩补助3.7万元的标准，实在让人难接受。

　　对此戴宝生解释说，因为五环路是市政工程，施工款比较宽松，可今年的“度夏工程”用的全是贷款，当然和去年的标准不敢比。

　　“如果把土地上交村委会，他们不兑现承诺，我们又没有土地怎么办？”

　　当问及输电公司补偿的300万将如何分配时，刘亚红说：“用于补偿农户的是81万，剩下的属于征占土地费。”就使用中怎么区分这两种费用，刘亚红表示不愿多讲。

　　而如何妥善安排农转居，是北京市近年城市化进程中的的突出问题。

　　石景山、通州、朝阳等一些区县的乡村因为大量的城建征地，许多农民已经无地可种。这些区就逐渐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化管理模式中，发展集体产业，给农民办养老保险，解决农民就业等因征地而带来的相关问题。

　　在羊坊村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。

　　在刘亚红提供的一份《羊坊村福利待遇暂行办法》中，有如下一些条款：以1984年单户分地号为准，今年和以前土地全部被征占的无地户退休人员补助金从180元调至每月240元，执行时间从2004年5月1日起。

　　从2004年5月1日起，提前退休人员的提前退休费从400元调至每月450元。

　　从2004年9月1日起，村委会负责报销全村学生的学费，标准为小学每学年1000元，中学每学年3000元，高中、技校、中专每学年6000元，大学每学年10000元。

　　诸如这样的一些福利村民们表示很欢迎，“可是刘亚红不当书记了，下一届变卦了我们找谁去？”村民们不断的向记者表示自己的担心和顾虑，“如果这次把土地上交村委会，以后他们不兑现承诺，我们又没有了土地怎么办？谁来向我们担保这项制度的持续性？”

　　4月16日，村民们向记者表示，还没拿到补偿金。

　　这天，施工队已再次进入菜地，准备重新开始施工。